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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|李砚
编辑|李砚
《——【・前言・】——》
不少人看清宫剧，总觉得清朝官员是“人生赢家”：顶戴花翎加身，出入有仆从跟随，朝堂上有话语权，家里有良田美宅。可真翻遍官员日记、清宫档案才知道，这差事根本不是“铁饭碗”，是拿命熬的苦营生——上班要跟天抢时间，迟到可能掉脑袋；下班要跟人情纠缠，累到吐血还不能推；连那点俸禄，连养家都费劲。所谓的“当官风光”，全是表面文章。
凌晨摸黑上班，不是“卷”，是“赌命”
清朝早朝的时间，比现在的“早班族”狠十倍。顺治初年国家刚稳，早朝定在凌晨四点，官员必须提前到场候着；康熙亲政后，虽说自己是少年天子，却没放宽规矩，依旧四点开门验牌；雍正更不用说，出了名的勤政，天不亮就坐殿，官员们三更天就得从家里往外赶。到了光绪年间，为了挽回颓势，早朝直接提到凌晨三点半，住得远的官员，凌晨一点就得点灯起床。
别信剧里“官员坐轿上朝”的场面，那是王公贵族的专属。清朝有明确规定，三品以下官员不准坐轿，七品芝麻官连马车都没资格用。京城多大？从外城到紫禁城，步行得两三个时辰。冬天雪深没脚踝，夏天暴雨淋成落汤鸡，官员们只能深一脚浅一脚地赶，有那年纪大的，路上摔断腿都不敢请假——一旦缺席，就可能被安上“大不敬”的罪名。
“大不敬”这三个字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乾隆年间，有个翰林院编修因为母亲重病，路上耽搁了半个时辰，迟到后被御史弹劾。乾隆当场拍了桌子，不仅把他革职，还罚他去西北军前效力，一家子跟着从京城搬到苦寒之地。还有个官员更惨，冬天赶路时冻僵在路边，被巡逻侍卫发现时已经没了气，最后只落个“因公殉职”的空名。
到了宫门口还不算完，得排队“签到画押”。皇宫外有专门的“签到簿”，每个官员都要亲手写下到岗时间，由侍卫核对无误后才能入宫。要是漏签、错签，或者签到后擅自离队，都会被记录在案，每月汇总给军机处。连续两次出问题，不管你是谁，都得去吏部“听训”，轻则罚俸禄，重则降职。
早朝的流程也磨人。官员们得在殿外按品级站好，皇帝没到不能动，皇帝来了要行三跪九叩礼。议事时得跪着回话，遇到皇帝问话多的，跪半个时辰是常事，膝盖磨出血泡都得忍着。有个老臣在早朝上跪得太久，起身时直接栽倒，磕破了头，还得强撑着谢罪，生怕皇帝觉得他“不敬”。
下班后的应酬，不是“放松”，是“渡劫”
别以为早朝结束就能回家歇着，宫门口早有人等着“堵”你。清朝官场讲究“人情往来”，下朝后，同僚会拉你去“喝茶”，下属会请你去“听戏”，上司会叫你去“议事”，其实都是为了拉关系。你要是说“没空”，第二天就会有人传你“摆架子”“不合群”，以后有差事没人帮你，有好处轮不到你，甚至还会被人暗中使绊子。
光绪年间的恽毓鼎，只是个翰林院编修，专门负责记录历史，没实权没高位，按理说不用掺和这些。可他在日记里写，自己每天下朝后，最少要跑三个应酬：上午陪上司吃饭，下午跟同僚喝茶，晚上还要去下属家“拜访”。有一次他生了重病，高烧到说胡话，还有人上门送礼，他只能撑着病体起身招待，送走客人后，一口血吐在地上，差点晕过去。
应酬不是“吃好喝好”，是“花钱买罪受”。清朝的应酬讲究排场，一顿饭要摆十几道菜，还要请戏班子唱戏，光是菜钱、戏钱就够普通官员半个月的俸禄。恽毓鼎算过一笔账，一次应酬下来，最少要花20两银子，相当于他三个月的俸禄。为了撑场面，他只能向朋友借钱，到最后欠了一屁股债，连家里的首饰都拿去当了。
更难受的是“酒桌规矩”。应酬时必须陪上司喝酒，上司不喝你不能停，上司喝多少你得喝多少。有个官员因为不胜酒力，在应酬时喝吐了，被上司骂“不给面子”，第二天就被调去了偏远地方。还有个官员喝多了，不小心说了句“朝廷政策有不妥”，被旁边的人听了去，转头就告到了军机处，最后被革职流放，老婆孩子都跟着受苦。
就算没应酬，回家也不得安生。官员们还要处理“私函”，也就是私人请托的事：有人想让你帮忙递个奏折，有人想让你关照自家孩子，有人想让你在皇帝面前说句好话。这些事不能不办，也不能乱办，得拿捏好分寸。恽毓鼎每天晚上要写十几封回信，有时候忙到后半夜，连觉都睡不够。
早朝时间“变来变去”，折腾的都是官员
清朝早朝时间不是固定的，跟着皇帝的年纪、精力，还有国家的状况变，官员们只能跟着“遭罪”。
顺治刚登基时才六岁，太后心疼他，把早朝时间延后到早上六点，官员们稍微轻松点。可顺治亲政后，立马把时间改回凌晨四点，还下旨说“官员当以国事为重，岂能贪图安逸”，官员们刚适应的作息，又得重新调整。
康熙亲政时才十四岁，却比顺治还严格，不仅早朝定在凌晨四点，还加了“午朝”——早朝议完国事，中午接着议，官员们从早上忙到下午，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。康熙晚年身体不好，有时候会暂停早朝，但官员们还是得提前到宫门口候着，生怕皇帝突然传旨，自己没在就成了“失职”。
雍正登基后，把早朝时间提到了凌晨三点半。他自己每天只睡四个小时，也要求官员们跟他一样“勤政”。有个官员因为年纪大，凌晨起床时晕倒，醒来后还是硬撑着去上朝，路上摔了好几跤，到了宫门口时，衣服都湿透了，膝盖也磕破了，却不敢说一句“苦”。
乾隆时期，早朝时间延后到早上六点，看似放宽了，实则更磨人。乾隆喜欢“摆排场”，早朝时不仅要议事，还要搞“礼仪表演”——官员们要按品级排队，走“丁字步”，行“三跪九叩礼”，稍有差错就会被御史弹劾。而且乾隆经常在早朝后组织“狩猎”“南巡”，官员们还得跟着去，一路上鞍马劳顿，根本没有休息时间。
同治登基时才六岁，却不像顺治、康熙那样懂事，反而沉迷享乐，把早朝时间延后到早上八点，有时候甚至不上早朝。官员们虽然不用早起，但每天都要担心皇帝会不会突然“发难”——今天没上朝，会不会被问“为何不劝”；明天上了朝，会不会被挑“礼仪不周”的错。有个官员因为没及时劝同治上朝，被太后骂“不尽职”，直接降了一级。
俸禄少得可怜，逼得官员“走偏门”
别以为清朝官员俸禄“稳定”，那点钱根本不够花。七品官一年俸禄才45两银子，九品官才30两银子。当时一斤大米要20文钱，一两银子等于1000文钱，一个七品官一年的俸禄，只够买2250斤大米，养活一家人都费劲，更别说还要雇人、租房、应酬了。
官员的开销比想象中还大。首先是“房租”，京城的房子贵得离谱，离皇宫近的地方，一间小院一个月就要5两银子，七品官一年的俸禄，连房租都不够。只能住到外城，房租虽然便宜点，但每天上班要多走两三个时辰。
然后是“下属补贴”。清朝官员手下的衙役、文书，朝廷不发工资，全靠官员自己掏钱。一个七品官最少要养五个下属，每个月给他们的补贴就要5两银子，一年就是60两，比自己的俸禄还多。要是不给补贴，下属就会偷懒耍滑，甚至贪赃枉法，最后还是官员自己担责。
还有“人情往来”的开销。上司过生日、家里有红白喜事，官员必须送礼，而且礼物不能寒酸。乾隆时期，一个七品官给上司送生日礼物，最少要送10两银子，相当于自己两个月的俸禄。要是遇到皇帝选秀、太后过寿，送礼的开销更是翻好几倍，官员们只能四处借钱。
为了活下去，官员们只能搞“灰色收入”。最常见的就是“火耗银”——征收赋税时，以“熔铸银子有损耗”为由，多收一部分钱，这部分钱大多进了官员自己的腰包。还有“陋规”——商人、地主想要办事，必须给官员“好处费”，一个七品官一年靠“陋规”能赚几百两银子，这才勉强能维持生活。
可搞“灰色收入”也是“刀尖上跳舞”。要是被御史弹劾“贪腐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雍正时期，有个县令因为“火耗银”收得太多，被人举报，雍正直接把他斩首示众，还抄了他的家。雍正后来推行“养廉银”，给官员发额外补贴，七品官一年养廉银有100两，但还是不够花，很多官员依旧搞“灰色收入，最后落得个“抄家灭族”的下场。
压力大到崩溃，官员都是“苦命人”
清朝官员不仅要干活，还要随时准备“背锅”，压力大到让人喘不过气。
皇帝的“决策失误”，要官员来担责。乾隆年间，有个官员按照皇帝的旨意去治理黄河，结果因为方案不当，黄河决堤，淹了十几个州县。乾隆为了维护自己的“英明”，把所有责任都推到这个官员身上，说他“办事不力”，直接将他革职流放，家人也被牵连，从京城搬到了苦寒之地。
下属的“犯错”，上司也要负责。清朝律法规定，下属犯错，上司要负“连带责任”。要是手下的衙役贪赃枉法，上司轻则降职，重则革职。有个知府因为手下的县令贪污了赋税，被连降三级，从五品降到八品，一辈子都没翻身，最后只能靠朋友接济过日子。
“天灾人祸”也得官员扛。要是地方发生水灾、旱灾，官员必须及时救灾，要是救灾不力，就会被弹劾。康熙年间，有个官员因为救灾时粮食发放不及时，导致很多百姓饿死，被御史弹劾，康熙直接把他革职，还让他“戴罪立功”去修河堤，最后累死在了工地上。
还有“考核压力”。清朝每三年对官员进行一次“京察”“大计”，考核不过关就要被降职、革职。为了通过考核，官员们要提前准备各种材料，还要打通关系，光是准备考核的开销，就够普通官员喝一壶的。有个官员因为考核没通过，被降了一级，受不了打击，直接在家中自缢了。
长期的压力，让官员们“身心俱疲”。恽毓鼎在日记里写，自己不到四十岁就得了哮喘，稍微累一点就喘不过气，晚上经常失眠，只能靠吃药才能睡着。还有个官员因为压力太大，在朝堂上突然晕倒，醒来后就请求退休，结果被皇帝认为“胆小怕事”，直接革职，最后抑郁而终。
其实清朝官员的日子，根本不是什么“锦衣玉食”，是“水深火热”。他们凌晨摸黑赶路，冒着生命危险上班；下班后应酬不断，累得吐血还不能推；俸禄不够花，只能搞“灰色收入”，随时面临抄家的风险；还要随时准备“背锅”，压力大到崩溃。那些想着穿越回清朝当官员的人，还是醒醒吧——你根本扛不住那样的苦。
【参考资料】
恽毓鼎《澄斋日记》（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版）
《大清会典事例》（光绪朝修订本，中华书局，1991年版）
《清史稿・职官志》（中华书局，1977年版）
《光绪朝东华录》（中华书局，1958年版）
孟森《清史讲义》（中华书局，2011年版）
戴逸《简明清史》（人民出版社，1980年版）
章开沅《清通鉴》（岳麓书社，2000年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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